下章

了翰林，玉堂归娶。那时张掌柜有了这样一个女婿，身份便大不相同。因此，对这门亲事，中意极了，一口答应。
  在他想，二妞亦一定很高兴。哪知不然，不但不高兴，居然板着脸说出三个字来：“我不嫁！”
  这太出人意外了！问她是嫌男家哪一点不好？二妞认为男家无可批评。然则原因何在，却又死不开口，惹得脾气本来就不大好的张掌柜，暴跳如雷，差点把屋顶都要掀掉了。
  张太太也觉得事有蹊跷，到夜来母女同榻，做娘的大掉眼泪，二妞这才透露了一句，道是金哥跟她同过床了。
  同床又不是真的做了夫妻，何必认真？张太太陡然想到，莫非那晚上假戏真做，到底失身给金哥了？
  这一来，把眼泪都吓回去了。严词盘诘，二妞指天罚誓，那夜两人干净，毫无越礼之事，甚至愿意请稳婆来验，证明清白。
  尽管二妞引用记不得哪本书上看来的一段故事，说古时候有个公主，宫廷遭难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名卫士将她背负而逃，得以脱险。后来老王要替她选驸马，她只说得一声，某人曾经背过我，表示从一而终，不曾接触过第二个男子，方算贞洁。可是，知女莫若母，张太太知道她是托词。
  张太太对于女儿的选择，并不以为然，不过深知女儿的性情，一经做了决定，很少有更改的可能，逼得太急，会出变故，所以叹口气不作声。
  到了第二天，张掌柜也知道了真相。这一次一反常态，居然并未发脾气，因为情况太严重了，自知不是发一顿脾气所能了事的。他也了解二妞不好对付，光是劝，没有用；釜底抽薪之计，莫善于让她自己知道，决不可能做朱家的儿媳妇，死了想嫁金哥的那条心，才能为她另外选个好女婿。
  于是，他托人做了一张状子，将朱老大告到南城御史那里，亲家一打官司，变成不折不扣的冤家，那就不但二妞知道自己姓不了朱，朱家也不会再愿意结这门亲。这一着确是很厉害，但却弄巧成拙了。
  张掌柜原以为朱家女儿，依旧不肯过门，所以状子上只说，新妇于吉期之日，托词老母病危，归宁至今，不返夫家，请求勒令朱家将女儿送回。朱家办不到这一层，官司就打起来了。哪知南城御史传被告到堂一问，朱老大居然表示，愿遵堂谕，将女儿送回夫家。
  这个变化是张掌柜所意想不到的。本以为是朱老大怕当堂受责，故意耍一记花枪，作为招架。细一打听，方知是朱小姐真的回心转意了。这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当张家将放回金哥时，新郎说的那番话，通情达理，十分厚道，朱小姐颇受感动。第二，新郎的病势日渐痊愈，朱小姐不至于进门不久，便成寡妇。而又咎歉于心，很希望早归夫家，善尽妇道。只是当时寻死觅活，态度太过分了些，自己怎么样也回不了头。
  难得有此峰回路转的机会，正好趁势收篷。
  可是，她想回夫家，夫家却不肯再要她。尽管张太太非常愿意接纳，但张掌柜却执意不允，一则赌气，再则欲南反北，恰好造成了亲上加亲的一种情势，这口气更咽不下。
  话虽如此，既经南城御史堂断，表面上来说，官司还是打赢了，要想出尔反尔，拒绝朱家送女儿回来，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张掌柜为此召集至亲密友，商量了好久，才想出一个办法，再进状子，告朱老大“妄冒”。
  状子上说，朱家女儿过门拜堂以后，因为新郎体弱，当夜虽入洞房，并未成亲；第二天黎明，新妇即返母家，前后在夫家不足一昼夜，又是严装之下，所以新妇的面目，认不真切。现在才知道，朱家之女不愿为张家之妇，当时朱老大是命他儿子金哥乔扮新妇，妄冒成亲。既然如此，张家亦不愿要这个新妇，免得成了怨偶。请求依“婚姻妄冒”律处断。
  情节虽离奇，理由很充分。南城御史打算依律处断，但他手下的吏目，却有不同的解释。
  原来南城御史属下有个书办，已经打听到张、朱两家婚姻中的纠葛隐情。张掌柜家道殷实，正好从中架弄是非，敲诈勒索，所以故意挑剔，讲出一番不算“妄冒”的道理。
  《大清律》共分七类，第一类是“名例律”，专讲通则及程序，什么叫“五刑”，什么叫“十恶”，什么叫“八议”，什么叫“公罪”，什么叫“私罪”，累犯如何加重刑罚，自首如何得以减刑之类。其余六类，照朝廷六部、州县六房来分，即称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律。
  婚姻属于户律。诉讼中所谓“户婚田土”乃是小事，可由初审的官员，限期自行审结。因为如此，户婚田土的纠纷，便成为贪官劣幕恶吏，舞文弄法，颠倒黑白去捞钱的机会。本来，审断的规矩，有律依律，无律照例；律例皆无，比附办理，其间斟酌轻重，全看问官的修养。可是问官“读书不读律”，一件疑难案子到手，应该引用哪条律法，已感踌躇；至于案例，不知几何，更是两眼漆黑，茫然不辨。这样，就必得请教幕友，而刑幕对一部《大清律》固然读得滚瓜烂熟，可是案例太多，未必尽知。况且例有新旧，出一新例，旧例即不适用。何时何地出一新例，往往无从得知，唯有刑部的书办才清楚。引例不当，即遭驳斥，所以刑部书办，是连各省的臬司都要买他的账。
  像张家所告的“妄冒”成婚，依照户律：“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，追还财礼；男家妄冒者加一等，不追财礼，未成婚仍依原定，已成婚者离异。”南城御史准原告的状子，打朱老大八十板子，退婚追还财礼，并不算错。可是书办坚持不能这么判，说是这不算“妄冒”。
  怎样才算妄冒呢？照这个书办的解释，譬如有一家闺女，身有残疾，相亲的时候，由姐妹代替；成婚之时，男家才发觉新娘子身有残疾，这是女家的妄冒。如果新郎官有类似的情况，由兄弟代为相亲，那就是男家的妄冒。总之，妄冒是自知有为人嫌弃的缺点，隐瞒对方，到头来的目的，是想弄假成真，结成婚姻。朱家金哥，是假扮新娘，并非“嫁”到张家，与妄冒成婚的原意，完全不符。
  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然则应该怎么判决呢？那书办认为张家所告，或许不实，必得传两造到堂，审问明白，才能处断。
  所谓两造，不是指张掌柜与朱老大，而是张家的儿子与金哥，也就是新郎官与假新娘子。同时又放出风声去，张家新郎官根本不曾拜堂，也是妄冒，自己妄冒而又告人妄冒，其情可恶！官儿会重重办原告的罪，替被告申冤。
  这一下，将张掌柜吓得盛气全消。细细想去，所谋大左！如果真相毕露，不但自己妄冒在先，犯了诈伪的罪，而且二妞代兄扮新郎，入洞房，与金哥曾经同床共枕的秘密，亦会成为轰动遐迩的笑话。至于对二妞来说，究竟白璧有了微瑕，很难嫁得出去了。
  当然，这还是以后的话，眼前最急要的事，是要避罪。这关键就完全在金哥身上，他要将二妞供出来，整个官司就输定了。
  “还是托二婶去疏通疏通吧！”张太太劝她丈夫，“凭良心说，人家朱家也很受了委屈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何苦？”
  张掌柜摇摇头，叹口气，好久才说了一句：“一直都是占的上风，亲家变成冤家，现在要我倒转去求人家，这张脸实在抹不下来。”
  张太太深知丈夫的性情，替他想想，实在也有为难之处，只好私下跟张二婶去商量。
  “这也容易！”张二婶说，“等我去一趟！一定能拿事情办通，面子圆上。”
  果然，张二婶很有手段。等她去了回来，紧接着就是朱老大来拜访张掌柜。
  两人本是好朋友，却从结亲以后，变成冤家，就再没有见过。只是张掌柜视朱老大为冤家，而朱老大却不是这么想而已！
  “大哥！”他一见面便是一个大揖，“种种是我不对！小女脾气太强了一点，我又教女无方，以至于替大哥添了这么多麻烦，真的变成恩将仇报了！”
  这样卑恭的措辞，张掌柜不能不感动，急忙还礼，满脸惶恐地说：“言重！言重！老朱，你知道我的臭脾气。老朋友，请包涵，请包涵！”
  “彼此，彼此！”朱老大说，“言归正传，大哥，这场官司，要赶快了。我倒有个办法，不知道使得使不得。”
  “尽管请说！”
  “第一，女婿不能上堂，不妨托病。”
  “女婿”二字，有些刺耳，但亦只好默认，“是的！”张掌柜说，“我亦是这么想，不过，金哥——”
  “那，”朱老大抢着说，“那全在我！”他拍一拍胸脯，“金哥这孩子，别无长处，最忠厚，最听话，到堂上，要他怎么说，就怎么说，决不会胡乱拿令嫒出乖露丑。”
  听得这话，张掌柜宽心大放，拱拱手说：“能够如此！真是感激不尽了。”
  “患难弟兄，谈不到这些。不过，大哥，”朱老大问说，“他们也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想，总还要打点打点。”
  提到这一层，张掌柜气又来了，“老朱，我不是不通人情的人，要个三百五百银子好商量。他们也托人递了点子过来，可是，狮子大开口，没法儿谈了。老朱，”他伸出一个手指，“他们要这个数！”
  “一吊？”
  一吊就是一千。“一千银子？哼！”张掌柜冷笑，“加十倍。”
  朱老大伸一伸舌头说：“要一万银子？未免心太黑了一点！”
  “亲家，”张掌柜改口了，“既然你有这番意思，我也赞成，加几个把事情了掉，也好。”
  他的心思活动了，两亲家的意见也更接近了，很快地决定了几个步骤：第一是如原议，金哥应讯，而新郎告病，请求免予传证；第二是送三千两银子的红包；第三是原告再进一张状子，撤销原诉。
  原诉是请求离异，撤销原诉，即表示和好如初，张家仍旧要朱家的女儿做儿媳妇。化干戈为玉帛，不仅是朱老大此行的一大收获，也是两家的喜事。
  于是按照预定步骤，一面由金哥到堂应讯，证明新郎并未妄冒；另一方面由张掌柜托人去“斟盘”。
  这次是由南城御史属下的一个兵马司副指挥，也是姓张的出面谈判，表示这件案子虽不麻烦，但知道的人很多，连大兴县衙门都得分润。看在彼此姓张的分上，愿意打个对折。
  对折就是五千，而张掌柜愿照原数加一倍，送两千银子。中间有三千银子的上落，彼此让步一凑合，可望“成交”。中间人回来一说，张掌柜倒也很痛快，说是：“他让一半，我加一半，三千五百银子！”
  人人都以为这个数目情至义尽，对方必能接受，而张太太则以为既然已经和解，不如让新媳妇早早进门，因而催促丈夫，赶快把撤销原诉的状子递进去，一等批准，立即就可第二次请客，让小夫妇与亲友见礼，正式确定了名分。
  她这样心急，还有一层用意在内，因为儿子亲事定局以后，便可进一步谈二妞与金哥的亲事。对于这一层，张掌柜表面虽未说话，暗中却已默许，所以考虑下来，觉得不妨顺从妻子的要求，将一张撤销原诉的状子递了进去。
  这张状子进坏了。对方换了另外一个人出面，铁心冷面，一开口便执定非一万银子不可，少一文也不行。这一下连中间人都大为光火，回来据实转告，反劝张掌柜听其自然，料想南城御史是读书人，而且官声不坏，不会不明事理，官司仍有八分的把握。
  哪知胥吏衙役另有一套手法。南城御史确是个君子人，君子可欺其以方。他们把张掌柜请求撤销的状子压了下来，向南城御史建议，男家理由充足，女家证人答供，亦与原诉相合，应准离异，并知照大兴县衙门备案。
  这个批示，在南城兵马司那个小衙门的墙壁上，贴在很显目的地方。张、朱两家，得知消息大惊。欲合判离，而且在大兴县衙门备了案，婚姻便不合法。如果两下和好，固然小夫妻还是小夫妻，亲家也还是亲家，但是后患无穷。最明显的是，如果小夫妻失和，男家可以休妻再娶；女家将女儿接了回去，亦可另嫁别人，皆不算犯法。
  张掌柜已是这样的想法，而朱老大对此事看得更为严重。女儿嫁了过去，不道男家是奉准离异的，名不正则言顺，女儿在张家一无身份可言，不但太觉委屈，而且毫无保障。别样事情可以让步，有关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岂能马虎了事？
  其实这些话就是朱老大不说，张掌柜也能想象得到，当然要设法补救。使他困惑的是，既已进了撤销原诉的状子，何以又有这样的结果。一打听，才知是被压了下来。显然的，“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”，若要挽回，还是得花钱。
  “事情弄拧了！”南城御史那里的书办，一个劲儿摇头，“没法子扳回来了！”
  这还是故作姿态。事实上呢，如果八千银子一个不少，还是有法子可以撤销原判。只是张掌柜咽不下那口气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而且是掐住脖子硬灌，不太窝囊吗？
  因此，他决定还是按正道办。撤销原诉的状子被压了下来，不要紧，可以进一张。这张状子上说，彼此误会已经冰释，仍愿与朱家联姻，原判离异，请求注销。同时又向大兴县衙门进状，张朱两家的婚姻，请准备案。张掌柜心想，只要县衙门承认，不管南城御史怎么批示，都不在乎了。
  他的这两步棋，早在积年滑吏的估计之中，预先就堵塞了他的路子。首先是向南城御史的煽动，说这姓张的为富不仁，是个刁民；与朱家联姻一事，三翻四复，要如何便如何，既利用官势，欺侮姻亲，又是视官府如无物，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。
  南城御史也觉得张掌柜莫衷一是，其情可恶，便听从手下的话，提笔批道：“该民视婚姻大事如儿戏，反复无常，足见刁顽，所请不准，原状掷还。倘再渎诉，必依妄告律从重治罪，勿谓言之不预！”
  当然大兴县的书办衙役，是互通声气的，这种大有油水的案子，更是桴鼓相应，勾串甚严。所以张掌柜在县衙门的状子亦被驳了，理由是：“前准南城御史文移，如该民所请断离有案。所呈各节，应仍向南城御史呈诉，本县碍难受理。”
  这一下，真的推车撞壁，成了僵局。张掌柜想过好多法子，一个法子是搬家，到另一位巡城御史那里呈诉，但“户婚田土、赌博斗殴”，《会典》上称为“细事”，只准由犯事地方案员审理，其他地方衙门，不得干预。
  至于“越诉”，就是向上一级的衙门呈告，更是于律不合，法所不详。
  “是这么一件衙门里看来的小事，而当事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大事。”刀吏目说，“你能不能想个法子？”
  “怎么不能？不过，老刀，”郭长清说，“这案子可也不小噢！”
  “怎么呢？不说户婚田土细事吗？”
  “七八千银子出入，也不算是小事了！”
  一听这话，刀吏目又惊又喜，声音也就压低了，“你看怎么样？”他说，“我也是有人这么托我，我想你老兄在刑部，顺便提一声。说实话，并不指望着有什么大用处。如果这件案子你能拿得下来，咱们不妨谈谈。”
  “也许能拿得下来。谈谈不妨。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刀吏目说，“南城御史，听说是位很方正的老先生，水都泼不进去。如果你能拿得下来，我可以给你去说，多少银子包了下来。可是得有把握。”
  “当然有把握。”郭长清说，“你先问问对方，能出多少。”
  “好！”刀吏目说，“这件事我虽不是直接经手，不过我知道人家很急，递过话去，很快就有回音。
  准定明天晚晌，仍旧在这里见面好了。”
  订了后约，由郭长清做东付了账，各自散去。第二天中午，刀吏目突然来访。一见面便笑嘻嘻地递上来一份请帖，具名的是个陌生人，叫作张三义。
  “这是谁啊？”
  “就是那位张掌柜。”刀吏目说，“他的意思很诚，请你务必赏光。”
  郭长清考虑一下说：“老刀，我也老实说，这种事，吃了人家一顿，话就不便谈了，谢谢吧！”
  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先谈。人家已经开了盘子了，总共出四千银子，你看怎么办，就听你一句话好了。”
  “四千银子都在里头了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你的一份呢？”郭长清问。
  “当然也在里头。”刀吏目紧接着说，“不过，我这一份可以不算。”
  “那没有这个道理。”郭长清心知对方另外会酬谢刀吏目，不过自己另有事求教他，不能不尽道理，当即说道，“这个数成不成，要谈起来看。咱们俩都是居间的，有好处大家均分，二八回扣，可以提八百两银子，每人分四百，你看如何？”
  “当然好啰！不过，数目也差不多了，尽四千银子去办；如果不够，我这一份就贴补在里头好了。”
  说来说去还是四千银子包办，郭长清觉得可以办得下来，便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！再不够，我那一份也贴补进去。”
  “这不好意思吧！”
  “彼此都是为朋友，无所谓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晚上仍请赏光啰！”刀吏目说，“倘或另外有朋友，约了来也不妨。”
  “好吧！”
  等刀吏目一辞去，郭长清立刻到都察院看一个朋友，打听南城御史袁承业是怎么样一个人。
  “这位袁老先生，字绍庭，山西人，科名很早，咸丰三年的翰林。新放的四川总督丁宝桢，就是他的同榜。”
  这位袁都老爷清廉耿介，贿赂请托，一概谢绝，只是胸中不大有主张，易于偏听。郭长清心想，照这样情形看，不必托浙江司的同事去打招呼，否则白卖一个人情之外，反将事情搞得更僵。
  回到部里，跟手下一个姓刘的司狱商议，刘司狱笑道：“‘解铃还须系铃人’，容易得很！仍旧找南城御史的那个书办好了。”
  “可是，怎么找法呢？”
  “找浙江司的书办。”
  郭长清被提醒了。南城御史审理的案件，既都归浙江司复核题奏，那么，那里的书办一定跟浙江司的书办打交道，不论公私，皆有交情，正是一条极好的路子。
  于是郭长清说道：“老刘，我手里有件案子，弄妥帖了，大家都有好处，每个人起码也能弄个二三百两银子，就劳你驾去一趟吧。”接着将张、朱两家那件事，约略说了一遍。
  听说有二三百两银子的好处，刘司狱当然起劲，到浙江司去了一趟，笑嘻嘻地回来说：“都弄清楚了。”
  刘司狱将案子的始末，以及南城御史那里，经办此案的书办姓名都弄清楚了，问郭长清是不是约地方见面？
  “当然！”郭长清说，“我做个小东，喝杯酒，见见面。就在正阳楼吃螃蟹吧！”
  正阳楼之会，一共四个人，主人以外，主客是南城御史的查办，姓杨，陪客是前司狱与浙江司的张书办。持蟹把杯，且饮且谈，张书办穿针引线地渐渐引入正题。
  “谈到这件案子，都怪姓张的自己不知趣。”杨书办说，“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，越闹越大，想沾手的人很不少，彼此牵制着，越来越扎手了。”
  “那还不是在你！”张书办递过一句话去，“只要你报上来，我们那里不会挑剔。”
  公事上有了保证，杨书办的语气便不同了，“那倒可以想法子。不过，”他喝口酒，慢吞吞地说，“我也得回去商量商量，人太多！”
  “嗯，嗯！”郭长清跟刘司狱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刘司狱向张书办努一努嘴。于是郭长清便向张书办说道：“你们谈谈去。”
  张书办受命将杨书办引到一边，悄悄说道：“这件案子是浙江司一位掌柜的司官所托，一大半是人情。
  你老哥不能当一桩买卖，只当放个交情在那里。”
  “是的！”杨书办说，“我懂交情。”
  “是的，我知道你老哥很够交情。不过另外还有人，不能不敷衍。人家预备送这个数，你老哥一总包涵吧！”
  说着，伸出两个指头，杨书办觉得两千银子太少了，面有难色。
  “另外，”张书办见风使舵，“对你老哥当然也有一份谢礼，打算买两支人参的，我看，倒不如折干还痛快些。”
  杨书办实在有些不甘心，原来就有三千五百银子可以到手的，经过一番周折，反倒减少了一大截，这话该怎么说呢？
  “算了，算了！”张书办极力相劝，“行得春风有夏雨，这趟委屈，下趟我补。”
  就这样软求硬逼，终于以两千五百银子成交。约定第二天仍在原处过付，先付一千，杨书办交代怎么做法，等事情办成，再付余数。
  于是重新入座，欢然快饮。散席以后，郭长清跟刘司狱、张书办又有一番交道要打。总数四千银子，先抹下五百，下余三千五，除了付杨书办之外，还剩下一千，既然表示三一三十一照分。刘司狱倒是外场人物，认为张书办很出力，自愿少拿，结果定规郭、刘各取三百，张书办独得四百银子。
  到得晚来，郭长清叨扰了张掌柜一顿盛馔，带回来了两千银子，也带回来刀吏目交付的三帖药，说是每帖药可以服三煎，一天一帖，到第四五天，包管病人精神旺盛，大概可以维持十天工夫。
  “有十天的工夫尽够了。”刚毅很高兴。不过，他亦不无怀疑，带笑问道，“京里有几句挖苦几个衙门的话，老兄想来听说过？”
  “是‘光禄寺的茶汤，太医院的医方’不是？”
  “还有‘翰林院的文章’。”刚毅说道，“会不会有名无实？”
  “不错，‘太医院的医方’跟‘翰林院的文章’一样，看起来很像样，其实没有什么用处。不过，我拿来的不是药方，是药，那就不同了。人家指着这个养老婆孩子，独得的秘方，当然跟公然开出来的方子不同。”
  “啊，啊，不错！”刚毅踌躇着说，“那，这三帖药，人家也不能白给吧？”
  “不相干，是我托南城御史那里一个朋友弄来的，交情够得上，分文不花。将来有事，请司里关照一下，就补了人家的情了。”
  “好！就这么说，有事你来找我。”
  有这句话，跟杨书办会面谈事，就顺利了。他将刀吏目的来头，以及刚毅的表示，细说了一遍。杨书办心想，这倒也是求之不得的事，且留着这个人事，到有什么案子出来，浙江司准驳之间，关系出入甚大时，打这么一个招呼，也许值一万银子都不止。
  因此，他的脸色就不同了，“郭老爷，张家这件案子，你老的吩咐，我没有不尽心的。”他说，“我本来的意思怕说不清楚，打算请郭老爷的张掌柜跟他亲家当面谈，如今就跟郭老爷说也一样。”
  这意思是即使成交了，他也还有刁难之处，不能那么痛快。郭长清心知其意，表示领情，拱拱手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请你告诉我好了。”
  他的办法说穿了分文不值，是由朱老大进一张状子，表明他的女儿不仅不是不愿嫁到张家，而且矢志从一而终。如今男家要求退婚，虽经判决，以后男婚女嫁，各不相涉，但他的女儿仍以为生是张家人，死做张家鬼，誓以丫角终老。志不可夺，情实可怜，而男家亦已谅解，请求离而复合，仍准与张家结亲。
  郭长清如言照办，由经手人一层一转达。张掌柜做事心急，自己托人替亲家做了一张状子递了进去。
  那位“袁都老爷”看状子，嗟叹不绝，觉得朱家女儿，贞洁可风，立即传唤张掌柜来问，可愿与朱家复结姻亲？等张掌柜有了承诺，随即批准，还做了一首诗，赞美其事。
  状子一批准，一切手续本来可以节节留难的，因为红包已到，畅通无阻，前后不过三天工夫，大功便已告成。张家大张盛宴，为儿媳与亲友见礼，郭长清、刀吏目自然都是坐首席的上宾。
  在这三天之中，服了药的陈湖，虽然咳嗽如旧，而胃口特佳，精神旺盛。刚毅知道药效只能维持十天，所以不敢耽延，复又提堂审问。
  当时是问到陈湖向刘锡彤指出，葛毕氏不安于室，而外遇是杨乃武，陈湖便即当堂吐血，此时便接着未完的话问。
  “陈湖，关于杨乃武，你当时是怎样跟刘大令说的？”
  “记不得了！”陈湖答说，“只说，外面风言风语，传闻很多。”
  “刘大令没有问你，是些什么传闻？”
  “记不得了！”
  两个“记不得”将刚毅的火气引了起来，拍桌喝道：“你是有意不说实话！别以为你有病在身，我不会打你的屁股。”
  “不敢。”陈湖有些怕了，“实在因为旧疾复发，精神委顿，神思恍惚，不大记得清楚。”
  “我再问你，刘大令听了你的话，作何表示？”
  陈湖想了一会答说：“记得刘大令说，要打听打听。”
  “打听什么？”
  “当然是打听杨乃武与葛毕氏可有暧昧情事。”
  “以后呢？”
  “以后，我就告辞了。”
  “那几天没有跟刘大令再见过？”刚毅紧接着警告，“你如果再说假话，可留点儿神。从旁人口中问出真情来，我不饶你。”
  陈湖本想回答，那几天没有见过刘锡彤，听得刚毅后面的那两句话，便改了口：“那几天大概还见过一两次。不过，刘大令很忙，所以虽见了面，也没有闲谈的工夫。”
  “闲谈没有，这件案子总谈过吧？”
  问到这里，可以说是告一段落。照刚毅与翁曾桂、林拱枢的研判，陈湖在这件案子中，有两处地方要负责任：
  第一，刘锡彤虽与杨乃武不和，但当起之时，如果不是陈湖提到杨乃武，说他是葛毕氏的情夫，刘锡彤就不会心生存见，以为奸杀相连，贸然认定葛品莲死于奸夫淫妇之手。
  其次，全案的最大疑问，在于葛品莲是否中砒毒而死。砒霜来自爱仁堂钱坦之手，而钱坦本不肯承认，是因为陈湖的劝导，方始就范。如今钱坦已死，则陈湖就成了关键人物，事实真相唯有从他的口供中，才能确定。至于陈湖本人的责任，当然要看他的动机而定，如果知情而帮同刘锡彤胁迫钱坦勉强作了伪证，其罪甚重。因此，关于这部分的审问，不仅关乎全案的最后结果，对陈湖本人来说，出入关系亦很重。
  就为了先有此了解，刚毅不敢马虎，如何入手，先作过一番研究，认为应该先加开导，劝陈湖尽量说真话，才能省好多事。此际，就到了要开导的时候了。
  “陈湖，你总知道，沈彩泉已经据实招供了。此外还有爱仁堂钱姚氏跟杨小桥的供证，更是老老实实，有什么，说什么，不必忌讳撒谎的。拿他们那些口供合起来看，事实真相，了如指掌，就不提你到堂来问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一点，你自己应该明白。”
  “是！这一案本来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  “陈湖！”刚毅沉下脸来说，“你这样子的态度，就不对了！你的关系很重，你自己肚子里明白。怎么说，与你没有关系？你是自欺乎，欺人乎？我告诉你，我提你到堂，是给你机会。你如果态度诚恳，肯说实话，并且有悔悟之心，国法不外乎人情，自然可以从轻发落；倘或支吾其词，多方闪避，到头来你又瞒不住什么，那时候我想把你的罪名拟轻一点也办不到了！”
  这几句话很有力量，把陈湖的心打动了，也打乱了！一时虽还不以为该说真话，但觉得说假话也难。因而怯意大生，不由得就现出瑟缩的神色。
  见此光景，刚毅的心一宽，知道不难问出实情，但不宜开门见山，问到要害，以免逼得他闪避。
  想停当了，便闲闲道：“余杭仓前地方，你熟不熟？”
  那地方他很熟，但以不知问官的用意，陈湖便出以模棱之词：“不太熟。”
  “不太熟，就是说，去过几次？”
  “是！”
  “你跟钱恺是朋友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既然是朋友总常常往来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陈湖答说，“偶尔在一起吃吃茶、吃吃酒。”
  “是在仓前喝茶喝酒？”
  “有时候在仓前，有时候在城里。”
  “这样说，”刚毅问道，“你们是很熟的朋友啰？”
  “不算太熟。”陈湖依旧抱着折中的宗旨，好为自己留退步。
  “钱姚氏说，你常到爱仁堂去的？”
  这是诈语，钱姚氏并无这话，陈湖不知是计，不由得就分辩：“一塌刮子去过两次。”
  刚毅是生长在京里的旗人，不懂什么叫“一塌刮子”，便追问一句：“你说什么？什么两次？”
  陈湖省悟了，重新说一遍：“一共到爱仁堂去过两次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总也见过钱宝生啰？”
  不说钱坦而说钱宝生，又是刚毅在使诈。陈湖虽还不曾觉察到他的“陷阱”，可也没有上当，故意避免提到名字，只说：“爱仁堂的老板见过一回。”
  “爱仁堂有几个老板？”
  “名义上是两个，其实只有一个，凡事都由他家老大做主。”
  “老大是谁？”刚毅加一句，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  这一下陈湖省悟了，问官要逼他说爱仁堂老板的名字，是钱宝生还是钱坦？若说钱宝生，本是无中生有的三个字；如果道出真名，又与谕单上的名字不符。为了并顾，唯有两存，便即答说：“叫钱坦又叫钱宝生。”
  刚毅诧异，很快追问：“他有两个名字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陈湖很狡猾，知道有钱姚氏、杨小桥在，可以拆穿他的谎话，特意先编一番说辞，道在前面，“不过宝生这个名字，他自己是不肯承认的，因为他用这个名字跟人借了一笔钱，后来赖债赖掉了，自然不便再用这个名字。”
  听此一说，刚毅越发诧异，不过细想一想亦无足怪，陈湖知道钱坦与钱宝生的姓名不符，是全案的一个漏洞，早就斟酌出一个得以两全的说法。可是天下作伪之事，岂能天衣无缝？剜肉补疮，弥补了一处伤痕，势必留下另一处伤痕。细心去找，一定仍有漏洞。
  “既然宝生这个名字已经不用，何以他又肯告诉杨乃武呢？”
  “那就不知道了。”陈湖答说，“也许因为杨乃武是陌生人，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告诉他了。”
  最后两句话画蛇添足，恰好又为刚毅捉住漏洞：
  “不错，对杨乃武说，没有关系。可是，在县官面前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，能说没有关系吗？”
  刚毅紧接着说，“不说别的，只说他的那笔债，钱宝生这个名字，落在县衙门里文书上面，铁案如山，他能赖得掉吗？”
  这番话理颇直，气更壮，应以慑服堂下，陈湖唯有嗫嚅着说：“那就不知道什么道理了！”
  “哼！”刚毅使劲将桌子一拍，“我开导过你，劝你要说真话，你还是不听，刁猾成性，自讨苦吃！”
  时已过午，而审问又可说是发生了波折，所以在另一间屋子里一面阅卷一面听审的翁曾桂，便写一张短笺，派人悄悄递向公案，不说请刚毅暂且退堂，明日再审，却说他太辛苦了，邀他小酌，借为慰劳。
  刚毅当然能够会意，停止了这一天的审问，与林拱枢一起应翁曾桂之约，就近找了一家“京酒店”，喝着一种产自良乡，名为“干榨”的白酒，谈论案情。
  “这个家伙很狡猾，明知道他是胡说八道，可是细细想去，竟无奈其何！子良，”翁曾桂问说，“你道我这话是与不是？”
  “钱坦又名钱宝生，这在钱姚氏跟杨小桥能不知道吗？”
  “是的！不过陈湖可以分辩，因为有钱债纠纷，故意不承认，这话也说得通的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总不能说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吧？”
  “不错，还有人知道。人在浙江余杭县，他可以随意指两个名字，请问是不是行文到浙江去传唤证人呢？”
  “就行文，”林拱枢接口说道，“一来一往两三个月，案子也拖下来了！”
  刚毅闭着嘴不响，脸上颇有负气的样子——当然是跟陈湖赌气，“好！”他重重地说，“我还是有办法教他服罪。”
  “子良，”林拱枢问，“是何办法？”
  “对事不对人！”
  “对！”翁、林二人都表示同意。
  于是第二天将陈湖提堂，根本不谈钱坦是否又名钱宝生，而且，一开口让陈湖大感意外。
  “你把沈彩泉的口供单，给他看！”
  等录供书办检出，沈彩泉所作有关陈湖部分的口供单交了下去。他当然看得很仔细，一面看，一面想，眼珠乱转，显得颇伤脑筋的样子。这一下，刚毅得意地暗笑了，他的作用就是要扰乱陈湖的心思。
  看完收回，刚毅问道：“你仔细看过了？”
  “是！”
  “沈彩泉的口供，与当时的实情，可相符吗？”
  “有的相符，有的不相符。”
  “噢，你倒说，哪些地方不相符？”刚毅从书办手里，取过陈湖刚看过的那份口供单，放在面前，预备检讨。
  “譬如，”陈湖很用心地说，“沈彩泉说，钱恺知道他哥哥卖了砒霜给杨乃武，很着急；说我安慰钱恺，‘照供单上说，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，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去害人，没啥关系，不必怕’。这话，我没有说过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你是怎么说的呢？”
  “我说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赖掉反而不好！”
  “那时候，你还没有见到钱宝生，也不知道他在花厅里供些什么，是不是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既然如此，你怎么知道钱宝生耍赖，不肯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呢？”
  堂上很厉害，堂下也不弱，陈湖辩说：“这是料想到钱家老大可能会赖，所以我预先关照一声。老百姓胆子总是小的，大凡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，十之八九，先赖掉了再说。”
  “一点不错！”刚毅针锋相对地，借他话的讽喻，“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，十之八九赖掉了再说。”
  陈湖不敢作声。但显然地，面对着这位善于捉漏洞的问官，他已心余力绌，感到弥补破绽很不易，因而虚火上升，两颊飞红，额上亦微微见汗，现出肺痨病人潮热的特征。
  而刚毅却愈有把握了，想好了一连串的疑问，不容他喘息。“陈湖，”他问，“沈彩泉拿钱宝生带了出来，你跟他说了一些什么？”
  “是他兄弟先跟去说的，说托了我来替他打听案子，不要怕。”
  “以后呢？”刚毅说道，“你自己把当时的情形讲下去，不必等我问一句，答一句。”
  问一句，答一句才有回旋闪避的余地，要他自己道明经过，就无此方便了。因此，陈湖更感吃力，说是钱家老大告诉他，刘大老爷要拿他解到杭州府自己去申辩。在县里都申辩不清楚，到了人地生疏的杭州府，更会吃亏，无论如何要请陈湖替他设法。他呢，为了与钱恺交好，当然，义不容辞地要为他尽力。
  絮絮不断，翻来覆去只是谈他自己不能不管这桩闲事的苦衷，对于案情的揭露，毫无帮助。刚毅心知这是他借故拖延，恰为情虚的明证，便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！我亦知道，你有难言之隐，不问到你是不肯说的，还是我来问。钱宝生承认不承认他卖了砒霜给杨乃武？”
  “承认了，不承认不会出甘结。”
  “好！辩得好！”刚毅冷笑，“他是自己承认的，还是你劝他的？”
  “钱恺劝他，我也劝他。”
  “你怎么劝他？”
  “我说，真是真，假是假，赖不掉的，不如说实话的好。”
  “就是这两句话？”
  “是的，就是这两句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”刚毅看着面前的口供单问，“沈彩泉怎么说，你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一会儿？”
  “那是沈彩泉瞎说。”
  “照你说，钱宝生听你一劝就听了？”
  “也因为钱恺劝他说陈秀才不会叫你上当的，听他的劝，没有错。”
  “于是，钱宝生就听你的话，自己写了一张甘结？”
  “是的！”
  “自己具的名字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你没有教他怎么写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是他自己写出钱宝生这个名字？”
  这一问将陈湖问住了，说得上口滑，失去照顾，又出了漏洞。
  但事已如此，唯有硬着头皮依旧答一声：“是的！”
  “哼！”刚毅冷笑，“钱坦既然如你所说的，因为有债务纠纷，宝生这个名字早已废弃不用，而且他在花厅上跟县官表明，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，何以在甘结上自己出尔反尔，写上钱宝生的名字？这不是前后不符？陈湖，你别以为死无对证，当时在场眼见的，还有个沈彩泉！等问出来是你胡说，小心你的皮！”
  这下，陈湖着慌了！心里思量，这个漏洞应该赶快把它补起来。可是已经没有机会，因为堂上问到别的事情上头了。
  “钱坦写完甘结以后怎么样？”
  “写完甘结，”陈湖嗫嚅着说，“自然释放，由他兄弟陪着回家。”
  “没有给他一张县官出名的‘谕单’吗？”
  “啊，啊！有的。”陈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。
  “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张谕单？”刚毅问道，“是预先讲妥的，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？”
  “是——”
  “慢着！”刚毅大声打断，“你答供以前，想一想沈彩泉的口供，也想一想沈彩泉当时在场，此刻在监狱里，随时可以提出来问。”
  这是提醒陈湖，现有人证在此，撒谎无用！或者，撒谎先要照顾到沈彩泉的口供，如果与沈彩泉的口供抵触，而又无法证明沈彩泉的口供不实，大可不必白费心思去撒谎。
  陈湖转念到此，不觉气馁，戒备警觉的心思，一下子落了下来，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，表示领会。
  “好，你说下去，是预先讲妥的，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？”
  “预先讲好的。”
  “怎么讲来的？”刚毅问，“是不是当作一个条件，拿县官的谕单，换钱坦的甘结？”
  “是，是这样，钱宝生——”
  “钱坦！哪里有什么钱宝生？”刚毅厉声纠正，将陈湖吓得心跳不止。
  “钱坦，”陈湖不由得改了口了，“钱坦说：‘写了甘结，不就要到杭州府吃官司去了吗？’沈彩泉就说：‘不会！刘大老爷可以写一张与你无干的谕单给你。’这样，钱坦才具了甘结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谕单呢？”刚毅问说，“是否你写的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陈湖解释，“沈彩泉说：‘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，今天就拿不下来了。不如请你写一张，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，让钱老板随手带走，大家省事。’因此，我就写了一张。”
  “你的意思是，沈彩泉就是县官，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？”
  “这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”
  “不这么说，怎么说呢？”
  刚毅的话没有错，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，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，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，一个是刑名师爷？陈湖无话可答了。
  “陈湖！”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，内心必已动摇，此时晓以利害，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，所以和颜悦色地说，“我替你想想很可惜，也很犯不值！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，又蒙刘大令器重，有可以效力之处，尽力而为，即有错误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因为，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，乘机敲诈勒索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。可是，像你现在这样，处处掩饰，处处破绽，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、葛毕氏，这情形就不同了！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？”
  这“替人受过”四字，打中了陈湖心坎，力量很大，不由得失声长号：“堂上明见万里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。”
  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刚毅急忙安慰他说，“你答的话很多，不过还没有画供，就不算落案，补救还来得及！”
  “是。”陈湖重重点头，用软弱求援的眼色，望着刚毅。
  “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，本司与人为善，一定给你机会。你知道不知道，应该怎么补救？”
  “请堂上明示。”
  “很简单，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。”
  “是！”陈湖嗫嚅着说，“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？”
  刚毅笑一笑，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，“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，自己都记不清楚了。”他停了一下说，“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，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。”
  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，从头细看以后决定，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，重新审问。
  “钱坦一名钱宝生，你是听别人所说，自己也记不清楚，是不是？”
  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，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，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，很清楚地答说：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，是吗？”
  “是！”
  “既然如此，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。你恐怕记错了，倒再想想看！”
  不用再想了，既然已决定说实话，正好以话搭话，“是的，我记错了！”他说，“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，我说，你这样写了，等于不写。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，不是钱坦。后来钱恺也帮着劝，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，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，钱老板才照办的。”
  “嗯，嗯，这才是情理中的事。我再问你，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，而经你们一劝，肯写甘结了，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。这个道理，照沈彩泉的口供看，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！”
  “一定说实话。”陈湖答说，“钱老板所怕的，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，不肯写这张甘结，杭州的官司吃定了；肯写这张甘结，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，官司可免，钱老板当然愿意。”
  “钱坦的意思是，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，就不肯出具甘结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陈湖答说，“钱坦跟我说，我不能‘自绊石头自压脚’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？”
  “是我一时想到的。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，我只说，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。”
  “然后，你就动笔写谕单了？”
  “不是！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。就算我写了，没有大印也没有用。”
  “照此说来，是先问了刘大令的？”
  “当然。”
  “谁去问的？是你自己？”
  “不是的。我告诉沈彩泉，沈彩泉说：‘这要问问大老爷看。’就进去了。”
  “出来以后怎么说？”
  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，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：“沈彩泉告诉我，刘大令的意思，为了体恤钱某人，这张谕单可以出。”
  “于是，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？”
  “当然看过的。”陈湖答说，“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。”
  “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？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，在上面画行？”
  “没有。”陈湖答说，“不过改动了几个字。”
  “改动的是什么字？”
  “记不得了。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，轻一点。”
  “以后呢？”
  “以后？”陈湖想了一下，很起劲地说，“两方面都很感谢我，刘大令还请我吃饭，我完全是好心，帮他们双方调解，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，钱坦亦不至于受累。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，只要人家有困难，我跑跑腿，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。”
  “嗯！嗯！”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，转念觉得大可不必，只说了句，“可惜，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。”
  “是！”陈湖乘机恳求，“堂上明见，小地方的人，见识浅，事情不知道轻重，只为了太热心，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。求堂上笔下超生。”
  “果然情有可原的，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。”刚毅问道，“在这件案子里头，你还参与了哪些事，你自己说！”
  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。他参与的事件很多，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；但如隐瞒不说，固可搪塞一时，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，显得自己又在撒谎，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。
  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：“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，钱坦兄弟来找我，问我怎么办？我说，你们照实回答，果然没事。”
  “此外呢？”
  “此外？”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，“没有啥了！”
  其实，此外即令有所参与，亦已无关宏旨。刚毅便关照书办，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。陈湖看得很仔细，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，一一改正，签名画供，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“好药”了。
  对于陈湖的口供，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。包括刚毅在内，一致同意，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。
  这当然要禀明堂官。桑春荣的态度，大家是知道的，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。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，态度亦很可疑——这位尚书名叫皂保，字荫方，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。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，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：一位是文祥，满洲镶白旗人，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，明敏通发，有为有守，朝廷决大疑、定大计，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；另一位是阎敬铭，曾经当过山东巡抚，如今家居养病，但清廉耿介，精明务实的风格，很能一振宦海颓习。不过皂保却是庸才，而且相当势利，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，曲意徇庇。
  因此，三个人商量下来，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，才去谈这件公事。这两位侍郎，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，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，自然会一本初衷，力主严办；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。此人是名父之子，他的父亲袁甲三，在洪杨作乱之初，颇著战功，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。袁葆恒由翰林参军，先在李鸿章幕府，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，先后五年之久，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，内调为侍郎，由吏部转刑部，为人精明强干，颇持正论。如果桑春荣、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，便可请出绍、袁二人来抑制。
  到了第二天上午，很凑巧的，“六堂”都到了衙门，在白云亭休息聊天。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、刚毅，一起抱牍上堂，面报公事。
  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，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：“勾串药证，铁案如山。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！很可以奏请革职，归案讯办！”
  此言一出，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，承办的三司员，却是大为宽心。袁葆恒的态度，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。就算讨价还价，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，总可以办到了。
  果然，皂保还价了，“我看，”他说，“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！”
  “先传他来问一问，亦未尝不可。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绍祺附和，“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，亦不妨对质。”
  “就这样吧！”袁葆恒问道，“两公对这件钦案，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？”
  由于“钦案”这顶大帽子笼罩着，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。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，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，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。
  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，跟袁来保去商量，是否可以拒绝，因为他并非案中人犯，亦非证人，自觉不该与杨乃武、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。话是有道理的，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。
  “如果说，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，他们自然有法子。奏请上裁，是一法；行文浙江巡抚，下札子给你，也是一法。不过，”袁来保说，“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，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没有意思了！”
  “这杯‘敬酒’，可也不容易喝噢！”刘锡彤苦笑着说。
  “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。”袁来保说，“老兄问心无愧，去一趟怕什么？”
  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，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，先就显得情虚，这样，宝鋆即使肯帮忙，也会觉得无所措手。转念到此，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。由翁曾桂、林拱枢、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。
  总算很客气，不是堂上、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，是用东西双方，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，不过，“主人”后面另一张小桌，坐着录供的书办。
  “杨乃武、葛毕氏一案，传唤人证，逐一研审，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。”翁曾桂说，“不过还有几点疑义，非请贵县来说明，不能了解。”
  “此案纠葛甚多，”刘锡彤答说，“本县是初审，命案有钦定的限期，所以总以符合功令，尽速申详为宗旨。有许多情形，本县都是奉命办理，并非故意罗织。”
  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杭州府推的意味，翁曾桂便顺着他的话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要请教贵县的，正就是贵县奉命办理的两件事。第一，贵县所传唤的爱仁堂店东，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
  刘锡彤料到必有此一问，随即答道：“杭州府的公文，说杨乃武向爱仁堂店东钱宝生购买砒霜，本县出票传唤，自然是传钱宝生到案。”
  “钱某到案以后，曾经声明，他不叫钱宝生，名叫钱坦，是不是？”
  “不是！”刘锡彤断然否定，“钱宝生没有说过这话。”
  “是没有说过，还是说了，而贵县没有听清楚？”
  这实在已有开脱之意，所谓“避重就轻”，而刘锡彤是抱定宗旨，预备硬赖的，所以高声答道：“没有说过，并非我没有听清楚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钱坦具有甘结以后，贵县可曾给过一张谕单？”
  “有的。不过，”刘锡彤很清楚地说，“甘结、谕单上的名字，都是钱宝生，不是什么钱坦！”
  做“主人”的三位司官都愣住了！他们的感想相同，刘锡彤居然如此硬赖，问下去不会有结果。翁曾桂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又问：“贵县所出的谕单，何以能说此案与爱仁堂店东无关？”
  “本就无关。”刘锡彤以一种傲岸冷峻的语气回答。
  “你答应他不必过堂？”
  “既然无关，自然不必过堂。”
  这就问不下去了。再问下去，就会变成争执法理，各持一端，难有定论。翁曾桂立即做了决定，结束这一天的询问。
  “是了！”他说，“贵县的意思已经了解了。还有些小小的疑义，回头我们商量一下，如果能够弄清楚，最好，否则，明天还要劳贵县的驾。大概也就是明天再向贵县请教一次，就可以结案了。请贵县听招呼吧！”
  等刘锡彤辞出，刚毅首先就忍不住骂：“这个老小子，真不要脸！这么明明白白的事，居然硬赖！”
  翁曾桂成竹在胸，微笑说道：“子良，少安毋躁！走，还是我请你喝‘干榨’。”
  翁曾桂特做这个小东，是不愿在部里谈公事，因为他已发觉，满汉两尚书，对于传询刘锡彤的情形，都很关心，派了人在打听。而翁曾桂所设计的办法，是不能泄露的。一泄露，传到刘锡彤耳朵里，他会设法规避，譬如报病之类，那时再要弄他到刑部来，就得大费手脚。
  “事情明摆在那里，这位刘大令软硬两不吃。不过，软硬之间，比较起来又是吃硬不吃软，所以像今天这样给他面子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”
  “着啊！”刚毅觉得翁曾桂的话，说到了他心里，痛快无比，干了一杯酒说，“早就该给他一个下马威。”
  “先礼后兵。今天这番客气不可少！”林拱枢说，“这样做法，两位尚书知道了，也没话说。”
  “是的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！”翁曾桂说，“客客气气问他，他不肯说，那就只好公事公办了。明天我们坐堂，还要传沈彩泉、陈湖对质，就那一堂把要问的都问了，然后开棺检验，赶在年里便可结案。”
  “好！”刚毅又干了一杯酒，“这样才干脆。”
  “不过，看样子，刘大令决不肯甘心到堂受讯，所以我们这番布置，明天临时再提出来。今天，大家只字不提，免得泄露风声。”
  “怪不得！”林拱枢笑道，“老兄今天对他那样客气，原来是条缓兵之计。”
  “不是缓兵之计，是稳住军心。”翁曾桂说，“回头我们三个人联名写封信，请他明天到部一谈。只要把他骗了来，就不怕他放刁撒赖了！”
  傍晚将信送到，刘锡彤大为得意，向袁来保夸耀，说那些司官都是欠缺阅历的后辈，不知轻重深浅，越对他们客气越坏事，正合了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”这句俗语。只有像他这种态度，反倒能使他们改容相谢。
  因此，刘锡彤第二天一早到部，还是毫不在乎的神色，可是被引入浙江司的公堂，一看正面陈设公案，后面并列三椅，书办录供，差役伺候，那种“三堂会审”的格局，不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