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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颜色大变。 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他神色凛然地问。 “请你老听审!” 差役很客气,而且端了张椅子摆在公案左侧,刘锡彤的气就消了一大半,不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,不知道要审什么人? 就这当儿,翁曾桂、林拱枢、刚毅联袂出堂。刘锡彤本想站起来,但心中万分不愿,迟疑之顷,三司官已经入座,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。 见此光景,刚毅大为不快,灵机一动,要给刘锡彤来个下马威,当即问道:“是谁值堂?” 值堂的差役名叫毛刚,闪出来躬身答道:“毛刚在!” “取戒尺来!” 毛刚一愣,但只能答应一声:“是!”将戒尺取来,交到刚毅手里。 “别走!”刚毅让毛刚站在公案旁边,“问案有问案的规矩,听审有听审的道理。县官七品,见了五品的司官,坐在那里动都不动,那叫什么规矩,什么道理?刘大老爷没有做过京官,也没有到刑部来过过堂,不能怪他;你值堂的就该拿这些规矩道理,告诉刘大老爷才是!来,把手伸出来!” 毛刚听得这顿责备,莫名其妙,不过司官老爷动怒,不能抗拒,眼前的几记手心不肯挨,马上就会换来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。因而虽觉万分委屈,仍旧乖乖地将手掌伸了出去。 “我打你个不懂规矩道理!”刚毅拿起戒尺,重重打了两下,然后喝道,“下去!你再不懂规矩道理,我还要打!” 刘锡彤见此光景,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,而毛刚也终于明白了,刚毅是借题发挥,自己无缘无故替刘锡彤挨了打,这一口怨气非出不可! 于是,他走到刘锡彤面前,请个安说:“多谢刘大老爷的栽培!”说完,掉头就走。 刘锡彤又羞又气又恨,脸上一阵阵青红不定,而翁曾桂却开口问了。 “刘大令,我问你——” “你问我?”刘锡彤突然跳了起来,像疯病突然发作似的咆哮着,“我是奉旨来会同检验的,不是来受审的!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,还做什么司官?真是岂有此理!” 堂上堂下,无不诧异。翁曾桂倒还沉着,“你不用忙!”他说,“开棺检验也快了!” 不管是发威还是发脾气,必得有人响应、附和或者相劝,固可助长威势,哪怕对吵对骂,亦可以持续。 如今堂上堂下都出以冷静,只有翁曾桂这样冷冷地答一句,刘锡彤就想再闹也闹不起来,颇有难以落场之势。而刚毅却更刻毒,仿照“审头刺汤”陆炳对付汤勤的办法,断然撤座。不过不必出声,只做个手势,那挨了打的毛刚,立刻就把刘锡彤的椅子移走了。 这一下搞得刘锡彤更为尴尬,欲待发作,只为刚才的脾气发得太过,劲道一泄无余。想想只有拂袖而去,才是保全面子的办法。 谁知他刚一移步,翁曾桂已经开口:“带沈彩泉!” 听得这一声,刘锡彤的脚步不由得就是一顿挫,刚毅却以揶揄的口气问道:“刘大令,你不听听你的门丁供些什么?” “听就听!”刘锡彤负气答说。还有半句话,“你以为我情虚怕听?”却是到了口边,又咽回去了。 等到差役将沈彩泉带上堂来,他一看刘锡彤气鼓鼓地站在那里,不由得便有些畏缩。刚毅便拉一拉翁曾桂的衣服,表示让他来问。翁曾桂会意,而且也有自知之明,若论从文书中去研判案情,他并不逊于刚毅;谈到笔下,更远胜于刚毅;可是坐堂问案,刚毅的敏捷明决,却自叹不如。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。 刚毅是在想,刘锡彤的气焰大挫,就这堂便可将他问得哑口无言。但沈彩泉见了主人,不免畏惧,如果吞吞吐吐说得不实在,刘锡彤的气焰复长,便成了波折,再要传刘锡彤来问,便成妄想。那时说服堂官,用严厉的手段,迫使刘锡彤就范,固无不可,但很费手脚。所以,他决定给沈彩泉来个“下马威”,要教他怕问官甚于怕主人,局面就可以彻底控制了。 “来啊!”他威严地喊,“伺候大板子!” “喳!”管行刑的差役,将一条五尺五寸长的大竹板,使劲往青砖地上一摔。 “沈彩泉!”刚毅清清楚楚地说,“你的口供都在这里,你是识字的,口供经过你自己看过,画过押,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实情。现在我再问你,如果你有一句跟前供不符,看我不打烂你的两条腿!” “是!小的不敢。” “谅你也不敢胡乱翻供。”刚毅说道,“你把当时验尸的情形说一说!” 沈彩泉第一次如何答供,已不能记得很清楚。他心里在想,只要照实答供,总不会错。因而从到现场说起,沈祥如何喝报,他如何“纠正”沈祥,不应是因烟毒而死,以及葛小大尸首肿胀,口鼻间有血水的情形,供得比第一次更详细。 这一下,立刻就出现了与余杭县报杭州府公文不符的情形。 “余杭县刘大老爷,”刚毅改用一种道员、知府对县官的客气称呼,“原验葛品莲的尸身,仅不过口鼻流血,你报府的尸格,填的是‘七窍流血’。口鼻只有两窍,还有五窍是怎么回事?” 改填“七窍流血”是陈湖出的主意,但责任却完全在刘锡彤身上。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,怎么样解释也无用。刘锡彤将心一横,扭过脸去,不理不睬。 “哼!”刚毅冷笑,“谅你也无话可说。”接着又吩咐:“沈彩泉,你把传爱仁堂店东钱坦到案审问,一直到释放的经过说一遍。” 前面验尸的那一段,刘锡彤还不大在乎,及至听沈彩泉讲这一段,如何陈湖陪着钱坦来询问案情,如何拿杨乃武在杭州的供单给他们看,如何受托到花厅去探看县官审问钱坦的情形,如何将钱坦领出来加以威吓,倘不承认卖砒霜便要解到杭州府,如何由陈湖劝钱坦出具承认卖砒霜的甘结,越听越紧张,越听越愤怒,心惊肉跳,大为局促了。 及至听到沈彩泉说,陈湖拟好一张与钱坦无干的谕单,送到签押房时,刘锡彤心恨出卖主人的恶仆,再也忍不住了,抢步上前,握紧老拳往沈彩泉脸上捣了过去。 “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东西!”刘锡彤口沫横飞地厉声喝骂,“满嘴喷粪,胡说八道!” 一面骂,一面揪住沈彩泉乱打,堂上当然看不过去,齐声叱斥:“住手,住手!” 刘锡彤恼羞成怒,什么都不顾了,将头上七品顶戴的一顶官帽取下来,狠狠摔在地上,跳着脚大吼: “我拼老命了!你们参革我好了,随便怎么处置我好了!” 到此地步,已无法再往下审了,实际上亦无须再审了。翁曾桂做主,先行退堂,沈彩泉还押,刘锡彤饬回。然后一起商量,都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了大部分,钱坦不曾卖过砒霜给杨乃武,杨乃武亦不曾指使葛毕氏毒杀亲夫。至于葛品莲死后检验,并无七窍流血的情形,口鼻之间有血,大概是由于天时炎热,停尸未殓,以致发生尸变。不过,葛品莲虽可确定不是死于砒毒,究竟是病死,还是另有其他死因,却无从研判,那就只有开棺检验之一法了。 “案子到此地步,杨乃武、葛毕氏的沉冤大概可以昭雪了!”袁葆恒说,“不过最后这道检验,是全案定谳的最大关键。万一年深月久,检验不出确实结果,仍旧成了疑案,无以折服民心。这一层不可不防。” “是!”翁曾桂答道,“类似案情,尚无前例,能不能检验出确实结果实在难说。司官在想,这一案只有尽其在我,尽量开诚布公,共见共闻。至于检验一事,当然也要力求慎重周详。” 满汉两尚书亦同意袁葆恒的看法,检验必须慎重。因此,承办的三司官商量下来,决定行文顺天府,传齐所属州县的仵作,共同检验。至于检验的地点,自然以停放葛品莲尸棺的海会寺为宜。 凡是类此公事,照例责成首县办差。顺天府的首县是大兴县,海会寺在朝阳门外,亦为大兴县地界,更是责无旁贷。因此,除了由刑部行文以外,翁曾桂特地去拜访大兴县知县汪家勋,当面商洽一切。 “用海会寺有点麻烦。”汪家勋说,“东城两处施粥厂,一处就在海会寺,每天去领粥的贫民,总有上万之多,拥挤不堪,诸多不便。果然要用海会寺,只好请各位大人将就。” “能将就当然将就。请教,是怎么个将就法?” “第一,地方很脏;第二,那万把人的粥施舍完,已经大天白亮了,收拾地方,陈设公案,也得个把时辰,早了不行。” “这倒不要紧。”翁曾桂说,“就正午检验也不妨。日正当中,阳光充足,检验反而合适。” “这一说就从容了。”汪家勋说,“到时候,我先备饭,吃完午饭再动手。” “太费心了!我先替本部六位堂官谢谢。” “这是分所当为。怕不中吃,请六位大人,众位老兄包涵。翁兄,请问,是三法司会审,还是光是刑部各位,人数一共多少,请给我一个确数,我好预备。” “此番不是会审,只是检验,本部六堂都到,司官大约七八位,不过差役很多,顺天府的仵作全要到,请汪大老爷格外招呼一下。” “全到!”汪家勋深为讶异,“顺天府所属五州十九县,仵作全到就是二十四名,何用如此之多?” “无非因为钦命案件,而且此案已经通国皆知,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已。” “是,是,”汪家勋又问,“检验定在哪一天?” “早了,各州县的仵作赶不及到京;迟了,大家要过年,也不合适。如今定在十天以后。” “今天十一月二十九,十天以后就是十二月初九?” “是的。” 顺天府所属,除大兴、宛平、西京县以外,二十四名仵作,在十二月初七那天就到齐了。刑部的仵作王七,是他们这一行的“龙头”,又是地主,少不得要摆酒相迎。是在“砂锅居”请吃白肉,筵开三席,吃饱喝足,就在那里商量正事。 “浙江余杭县这桩案子,各位弟兄想来都听说了。我听司里的老爷们说,这一案如果真的翻过来,红顶子都得坏一两颗!如今案情是大致清楚了,可是光问不管用,到头来还是要看人是怎么死的!所以这件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,全得看咱们的眼力,凭咱们一句话。这个关系,可真不轻!” 酒酣耳热之余,听得这么几句话,自足以令人兴奋。仵作这一行,算得是天下最无趣的行业之一,执业时目之所及,鼻之所接,手之所触,无一不令人作呕;而责任却又甚重,命案关乎疑犯生死,一点马虎不得。验出了真正的死因,命案破得漂亮,判得公正,“青天大老爷”的名声是县官的;若是验错了,如余杭县的仵作沈祥,便得千里迢迢,来吃官司。真所谓“吃一行,怨一行”,当到仵作,没有一个不是自怨入错了行。如今能有机会让大家知道,仵作口中的“喝报”,可以喝掉一两颗红顶子,总算有露脸吐气的一日,实在是一番绝大的安慰,然而,也要显得出本事,才能露脸吐气。时隔两年的尸首,怕是早已化成一堆白骨。蒸骨验毒之法,师弟相传,已历多年,但也只是口耳授受,谁亦不曾有过实务的经验,倘或辨认不清,二十几名仵作,全如废物,那不但不能露脸,反将这一行的脸都丢尽了。转到这一念头,每个人心上都拴了一个疙瘩。 其中有一名来自涿州的仵作,虽非“龙头”,行辈甚高——北五省各州县的仵作,大多出自刑部一个已经告退的老师仵作顾良的门下。顾良亲自教导的徒弟而还在当差的,已只剩下三个,这涿州的仵作魏振魁,便是其中之一。此人站起来说道:“这趟差使,要办得漂亮很不容易。二十几位弟兄会同检验,也是从来没有的事。我都想不出,应该怎么个验法?你看一看,他动一动,一个说病死,一个说中毒,这样子乱七八糟,可不是一回事。咱们得定出一个章程来:第一,要验得真;第二,要说得准,譬如中毒,中的是什么毒?也要说得明白。最要紧的是,咱们得推出一位来动手,另外也可以推几位做帮手,可是喝报只能一个人。一切都听他的!” 大家都以为是,而且魏振魁的行辈高,就推他动手主验,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,可是魏振魁却另有主意。 “承蒙各位弟兄抬爱,本来不应该推辞。不过,一个人能吃几碗饭,自己知道。这趟差使,我实在没有把握。”魏振魁略停一下又说,“我倒有个想法,不知道行不行?顾二太爷当过五十多年的差,见多识广,像这样的案子,他手里一定经过;再说,顾二太爷辛苦一辈子,也没有这样子露一露脸的机会,我的意思,想捧他老人家一场。各位弟兄的意思怎么样?” “那还有什么说的?”众口一词地回答。 “话虽如此,是怎么个捧法呢?”魏振魁成竹在胸,但是此刻还不能细说,因为先要去问一问顾良。 如果他也没有把握,那把他请出来,就变成害他出乖露丑了! 既这么说,便只有一个办法,一切都请魏振魁安排,到时候听他的招呼。 十二月初九一早,朝阳门的城门简直塞住了,不过出城的多,进城的少;而出城的,十之七八是到海会寺,为的是看热闹。 久住京城的人,自称是在“天子脚下”,凡事讲究“有谱”,特别重视所谓“独一份”。验尸动用到二十余名仵作,不说绝后,至少空前,此事就可上谱,当然不容错过。 因为如此,这天赶早到粥厂的人也格外多,打算着喝完施粥,晒晒太阳,既饱且暖,到中午看看这“独一份”的热闹,也是一乐。 到得十点多钟,海会寺里里外外已挤得水泄不通。大兴、宛平两县及步军统领衙门,都派出差役兵丁,维持秩序。十一点刚过,绿呢后档车陆续而来,刑部六堂官,满汉尚书,左右侍郎皂保、桑春荣、绍祺、袁葆恒、麟书、钱宝廉都已到齐。司官八位,除了翁曾桂、林拱枢、刚毅以外,还有秋审处的总办,以及总司庶务的堂主事,与提解人犯的提牢厅主事,是早就在伺候差事了。大兴县办差,备了六大碗,一火锅的三桌午饭,吃完开审,正好是午正时分。 公堂设在大雄宝殿前面,有现成的粥厂席棚可用,正面摆三张长桌,是“六堂”的公座;左右各设两张长桌,八司官相向对坐;司官后面是书办,除了录供的有一张小桌以外,其余的都站着伺候。 到得刑部六位堂官升座,两廊及南面叠成好几层的人墙,顿时肃静无声,因而西配殿传来的哭声,隐约可闻——这是沈媒婆在哭儿子,小白菜在哭自己。系狱三年有余,可望重见天日,激动得泪流不止。 于是桑春荣咳嗽一声,左右看了一下,说道:“动手吧?” “是。”皂保答说,“请老前辈主持。” 桑春荣点点头,略略提高了声音说,“请浙江余杭县的刘大老爷上堂。” 刘锡彤也在西配殿,跟有关人犯葛品莲的尸棺在一起。上得公堂,照州县见督抚的礼节“庭参”,递上“手本”,自己报名,一跪三叩,起身站在旁边,半斜着身子望着桑春荣,等候问话。 “刘大老爷,”桑春荣说道,“上谕派你跟同检验葛品莲的尸棺,回头你可要自己留意,倘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,你赶紧要声明。” “是!” “好!你先请下去。” 等刘锡彤退回西配殿,桑春荣向坐在西面的浙江司三司官问道:“仵作传齐了没有?” “传齐了。” “都叫来!” 于是东配殿出来一队人,刑部的仵作领头,魏振魁紧跟在后,二十几名仵作,个个昂首阔步,到得公案前面,排齐了磕头。接着便由提牢厅主事,依照名册,高声点名,也就等于为堂官引见。 “今天是什么差使,你们都知道吧?” “喳!”大家齐声答应。 “这件案子,已经天下闻名了!”桑春荣说,“所以惊动到朝廷,牵延到今天,都因为当初验尸马虎的缘故。如今也还是要靠你们检验之后,真相才能水落石出。你们的责任很重,一点都马虎不得!” “喳!”又是响亮的齐声。 “本部承审钦命案件,格外慎重,所以把你们顺天府属的所有仵作都邀了来,会同本部仵作,一起检验。想来你们总商量过,应该怎么下手?” “是!”刑部仵作王七答说,“回大人的话,仵作人数太多,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,也得耽误好些工夫。差人几个商量过,部里传唤当差,亦无非怕一两个人识力有限;或者各有所长,有的善看斗殴而死的,有的善看上吊而死的,有的善看服毒而死的,如果验出来有什么异样,总有人可以看得出一个究竟。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,并不是真的要经过二十几个人的手。所以,差人们商量,公推涿州的仵作魏振魁动手,如果他有什么看不准的地方,大家再帮他。” “好!”桑春荣深深点头,“你们的办法很好!谁是魏振魁?” 于是,王七将魏振魁推了一下,他便踏出来请个安答应:“小的就是魏振魁。” “你是涿州的仵作,当差多少年了?” “二十多年。” “那是老手了!”桑春荣问,“你以前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没有?” “没有!”魏振魁说,“不过,陈年的尸骨,看过许多。” “噢!”桑春荣问,“是怎么看到的呢?” “因为常有盗墓的案子,陈年的尸骨,每每丢得满地皆是,甚至于男尸、女尸,混杂不清。小的要把它归理清楚,按照人身上的部位,拼凑好,重新埋葬。” “这样说,你倒是泽及枯骨,积了许多阴功!”说到这里,桑春荣转脸看着翁曾桂问,“我们也要先验一验吧?” 翁曾桂起身答说:“定例只准复检,不准三检。今天验过,以后不准再验,关系很重。司官的意思,请哪位大人看一看,以昭慎重!” 桑春荣随即指定袁葆恒检验,由翁曾桂与秋审处总办余撰陪着,在殿前走廊上设了临时公座,身后站着司官及奉旨跟同检验的刘锡彤。所有的仵作,亦由王七与魏振魁率领,在东面一字排开,伺候差使。 “把葛品莲的尸棺抬出来!”袁葆恒说。 就这一声,四周看热闹的人,立刻都向西配殿注目,不一会儿,八名杠夫抬出一具贴满了封条的棺材来,头东脚西,横着放好,可以开始检验了。 “请大人先验封条!”翁曾桂说。 “好!”袁葆恒回身看了一下,“刘大老爷,请你也来,仔细看一看。” “是!”脸色憔悴异常的刘锡彤,拖着沉重的脚步,踏了回来,先向袁葆恒请个安,跟着到了尸棺旁边。 其实,尸棺的外表是无须查看的,因为五花八门,宽狭长短的封条,重重叠叠,都贴在棺盖与棺身接合之处,绝无如外间所传说的,棺中葛品莲的尸首,已被掉了包。但手续不能不做,袁葆恒略微看了看,转脸问刘锡彤:“可是原封未动?” “是!”刘锡彤答说,“卑职一路押运了来的,绝无毛病。” “那就好!开棺吧!” 说完,袁葆恒转身回座。刘锡彤却仍旧站在那里,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何滋味。 “刘大老爷!”带领下手来开棺的魏振魁说,“你老请让一步,我们好动手。” 等刘锡彤一让开,魏振魁先抹了一阵鼻烟,方始指挥下手开棺。江浙的棺材,做得很讲究:棺身上方做一道凸槽,棺盖下面则挖一道凹槽,盖棺时由一端将棺盖推入,名为“落槽”。然后上榫头——榫头一共四枚,两头宽,中间细,形如线板。棺身两侧,各有同样形状的两个槽,槽身一半在棺盖,一半在棺身,及至将榫头嵌入,严丝合缝,正好将棺盖棺身锁住。若要启棺,除非劈开,以为可以取出榫头,推开棺盖,那是决不可能的事。 此时开棺,当然也要用到刀斧。先将棺身两侧合缝之处的油漆刮掉,然后用一把利斧斩断榫头,这就等于开了锁,棺盖可以移动了。 这时才是魏振魁亲自动手。手持斧头,刃口向上,只用斧背,走到棺材底端,看准了地方,使劲一击,棺盖略有些活动的意思。心中宽慰,手上却停了下来。 “各位老爷!”他大声说道,“棺盖马上要开了!里面作兴有气味冲出来,请各位老爷,最好先拿鼻子塞一塞。” 于是,有的取手帕捂鼻子,有的从荷包里掏出一粒辟瘟丹塞在嘴里。等大家准备妥当,魏振魁在棺盖上连着击了数下,棺盖一寸一寸地往另一端推移。约莫分离三四寸的程度,魏振魁又住手了。 这是因为槽道上已相当圆滑,无须再作敲击。魏振魁招呼手下,用手将棺盖推开,自己捂着鼻子往棺中探看。 葛品莲的尸首,已只剩下一堆骨头,但皮肉虽消,衣服却还没有完全烂光。至此,魏振魁的工作,初步告一段落。按照规矩,向翁曾桂打个千儿说:“尸棺已开,请目验!” 翁曾桂觉得有些头晕,不敢走近尸棺,怕有污浊之气上冲,便向刘锡彤说:“请刘大老爷看明白。” 刘锡彤的心情很矛盾,想看而又怕看。他怕看的原因与翁曾桂不同,并非为了怕闻到腐尸所积贮的邪浊之气,而是怕见真相。但真相如何,关乎个人的祸福穷通,却又舍不得不看。 就这迟疑之际,发觉万千条视线,都集中在自己身上,顿时警觉,自己这种畏缩的神情,便是情虚的模样,大非所宜。转到这个念头,怕看的心思完全被驱散,踏上两步,探头向棺中望去。 遽然一望,眼花缭乱,因为棺中杂物甚多,一时分辨不清,便向魏振魁问道:“哪是尸骨?” “这不是!”魏振魁用手中所持的火钳一指。 刘锡彤仔细看去,不觉惊喜,原来尸骨已经发黑!这不是毒死的明证?随即又想:这件事有点奇怪,莫非案外有案?葛品莲确是中了毒,不过毒物不是来自爱仁堂,而指使的亦非杨乃武?果然如此,自己担何责任?应该持何态度? 事出意外,一时想不明白,只是发愣。翁曾桂却在催问了:“刘大老爷!你看明白了没有,可是葛品莲的尸首?” 刘锡彤定定神答道:“葛品莲的尸身皮肉,已经腐蚀不存了,只能从衣饰去辨认。死者入殓时,是何服饰,我不知道。” “这么说,要传死者的亲属来辨认?” “这,不必了!”刘锡彤说,“棺材不错,里面的尸首也不错。” “是葛品莲尸首的正身?”翁曾桂追问一句。 “是的。” “那好!刘大老爷你请过来。” 翁曾桂领着他到一旁刚设置的、准备填写尸格的小桌边,请刘锡彤自行具结,验明葛品莲的尸棺,并无任何异状,棺内亦系葛品莲尸首的正身。办完这手续,方去请堂官来自验。 袁葆恒勇于任事,亲自下座察看:发觉尸骨发黑,亦颇讶异,便问魏振魁:“这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样子?” “回大人的话,要验了才知道。” “那就赶快验吧!”袁葆恒吩咐了这一句,回到原来的座位上。 这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,堂上堂下莫不屏声息气,视线随着魏振魁的动作而转移。只见他用火钳夹出几块尸骨,放在下手所持的一个木盘中,然后用新棉花蘸着烧酒,擦洗了好一会儿,方始翻来覆去地映照察看。 旁观的人当中,最关心检验结果的是刘锡彤,双眼一直盯在魏振魁的脸上,想从他的表情中窥知消息。 谁知魏振魁深沉之极,脸上任何暗示都没有,平静而沉默地看完,方始有了一种表示:微微摇头。 “翁老爷,”他说,“除非有一位老司务来,谁都验不出结果。” “噢,”翁曾桂急急地说,“谁啊?” “原是刑部的老仵作,也是小的业师,姓顾,单名一个良,如今已经告老了。” “顾良!啊!”翁曾桂说,“我听说过这个人。不过,他告老了,怎么办?这位老司务,今年多大岁数?” “七十八。” “七十八!”翁曾桂怀疑,“这么大岁数,眼力还行吗?” “行!翁老爷问王七就知道了。” 于是,翁曾桂招招手,将王七唤了过来,拿魏振魁的话告诉了他,王七随即答说:“翁老爷,顾老司务是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,今年虽然七十八岁,行动有些不便,不过耳聪目明,精神还是很好,小的本来就在想,这件疑难大案,必得把这位老司务请出来,差使才能办得漂亮。不过——”他面有为难之色,没有再说下去。 “你说,”翁曾桂问,“不过什么?” “顾老司务本人倒无所谓,他的儿子不肯。”王七解释原因:“他的一个小儿子是武举人,买卖做得很发达,所以顾老司务在家纳福,日子过得很舒服。他儿子说:这一行的身份不高,从前部里有名字,身不由己;既然告老了,何必还要见官磕头去当差?又说:老人家行动不便,如果磕磕碰碰,出点什么纰漏也不大好。” “那,”翁曾桂说,“这也不能强人所难。我且问你们,是不是另外还有好手?” “有啊!可是太远,曹州府的仵作林猫眼,也是有名的。” “曹州府在山东,不必去谈他了!”翁曾桂很清楚地问,“除了顾司务,别人就验不明白?” “是!别人一定验不明白。”魏振魁的回答,亦是清清楚楚,毫不含糊。 “既然如此,你们两个,一个是他徒弟,一个是他后辈,他就算帮你们的忙,也不能不出来啊!” “翁老爷说的是。顾老司务为人热心,倒是肯的,无奈他的小儿子不肯。”王七停了一下说,“如今只有再去商量商量看。” 翁曾桂环视四周,堂上堂下都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,何能让王七去从容商量?“你看,”翁曾桂指一指周围,“照这个样子,非把顾司务马上接来不可!你定得想法子。” 王七略停一下,做出一种下定决心的神态,“这样,翁老爷,”他说,“请你老到上头说一声,能不能请桑大人派车接他一接?赏了这个面子,顾家不能不识抬举。” “那容易,只要你有把握。” “有把握。” “好!”翁曾桂问,“顾司务住在什么地方?” “住在朝日坛附近。” “那不远嘛!好,我马上去回。” 上堂回明,桑春荣自然允许。于是,立即派车去接顾良,在此等待期间,暂且退堂休息。而看热闹的人,却已传开了消息,说是确为中毒,但中的什么毒,还不明了,须请高人来鉴定。 由此传说,又引起另一个传说,说是刑部尚书奉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:如果小白菜谋杀亲夫,审问属实,即时凌迟处死。因而便有人悄悄商议,只等检验有了结果,证实葛品莲是中毒而死,不消说得,必是小白菜下的毒,那就得赶紧到菜市口先占一个好位置,细看小白菜千刀万剐。 辰光就在这些荒诞不经、毫无根据的流言,被津津乐道、辗转传布之中,不知不觉地打发了。唯有刘锡彤的感觉,真个度日如年,好不容易听得辘辘车响,都道:“来了,来了!”刘锡彤的感觉又一变,如待决之囚,既希望早知结果,却又怕结果是判了重罪,因而茫然地随众望着,心里七上八下地,不辨是何滋味。 终于,在拥挤的人丛中,出现了三个人,走在前面的是王七,殿后的是魏振魁,中间一个长髯飘拂的老者,就是顾良。他行动迟缓而精神奕奕,穿一件老羊皮袍,戴一顶“三块瓦”的皮帽,手里持一根旱烟袋,在全场注目之中,从从容容地走着。到得与浙江司三司官近了,站住脚向魏振魁招招手。 “振魁,把你的大帽子给我。” “大帽子”就是红缨帽,差役仆从见官,戴红缨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。顾良换戴了帽子,正待请安行礼,刚毅已经扶住了他。 “顾司务,”刚毅问道,“你还认不认识我?” “怎么不认识?”顾良答说,“我告老的那年,刚老爷刚刚到部。” “这样说,”刚毅指着翁曾桂与林拱枢说,“这位翁老爷跟林老爷,你大概没有见过。” “是!不过,没有见过可听说过。翁老爷是翁师傅的侄少爷,林老爷是两广总督林大人的五少爷,都是大有来历的人。”说着,作了个罗圈揖。 “好说,好说!”翁曾桂一面摆摆手作为还礼,一面指一指上面,“我带你去见六位大人。” 这时刑部六堂,包括袁葆恒在内,都已回归原座。等官带领,王七与魏振魁将顾良扶上堂,桑春荣大声说道:“顾良,你的腰脚不便,不必行礼了!” “刑部大堂,威严要紧,礼节不可以随便!”顾良向左右说道,“你们扶我磕头。” 到底还是磕了个头,方始起立回话。“顾良,”桑春荣说,“你的精神倒还好!” “是!托大人的福。” “眼力呢?” “看远的不行了。” “这样说,看近的还是可以。”桑春荣问道,“把你接来帮忙,你总知道了,是怎么一件案子。” “是,知道。” “你看,葛品莲的死因是什么?” “回大人的话,要看了尸骨才知道。” “不错!就费你的心了。” “是!”顾良作个揖,“趁阳光正好,顾良马上动手。” 于是,顾良长揖而出,仍由王七与魏振魁扶到殿外,与翁曾桂等人,坐在一起。二十余名仵作,都是他的后辈,纷纷前来问讯道好,“老师父,老师父。”喊得洋洋盈耳,着实有一番威风。 “各位少礼,公事要紧!”顾良喊一声,“老七!” “是!”王七答应着。 “余杭县原验的仵作在不在?” “在。” “好!”顾良转脸说道,“三位老爷,我想找原仵作来问几句话。不知道行不行?” “怎么不行?当然行!”刚毅便着人将沈祥带了上来。 沈祥脸色灰败,瑟缩不安地先给三司官行了礼,然后向顾良作了个揖,“老师父!”他说,“你是老前辈,总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苦楚,身不由己。” “我知道,这些题外之话,暂且不谈。我先请教你,当初你验出来的死因是什么?” “不瞒老师父说,我没有啥经验,实在看不准。”沈祥答说,“看样子是中的烟毒。” “烟毒?”顾良问,“银针上是什么颜色?” “有点发黑。” “师父,”魏振魁插嘴,“这不足为凭!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洗过。” “嗐!”顾良说道,“你学这一行,还没有满师嘛!” “没有法子。县官不肯另外补人,只好——” 顾良没工夫听题外之话,打断他的话说:“我们也不必谈检验的规矩、诀窍了。我只问你,当时表面看到些什么?” 沈祥想了一下答道:“尸身因为隔了两三天,天气又热,有些发胀了;肚子上青黑色的水泡很多,一按就破;口鼻有血水。” “噢!”顾良问道,“水泡按破了,里面的肉是什么颜色?” “红中带紫。” “红中带紫?噢,噢,好!费心,费心。”顾良喊一声,“振魁,你取捡一块腮门骨来!” “是,师父!”魏振魁问,“就是一块腮门骨?” “对!就是这一块好了。” 于是,魏振魁走到尸棺前面,略略看了一下,捡起顾良所要的那块骨头,用个朱漆盘托着,送了过来。 这就是检验了!全场肃静无声,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良。只见他站起身来,将那块灰黑色的腮门骨,取在手中,用大拇指擦了两下,定睛一看,随即抬起头来,看一看阳光——日色向西偏,他面西北而立,用左手遮在眼旁,挡住斜射的阳光,右手两指拈住那块腮门骨,映日照看,看完一面,翻过来再看一面,不过抽一袋水烟的工夫,便将那块骨头,放回托盘。 “请三位老爷领我上堂。” 三司官无不惊异,也无不怀疑,莫非这么一下子就有了结论?其中刚毅比较性急,忍不住发问:“顾司务,你已经看出来了?” “是!” “怎么样?” 也不知是顾良没有听见他的话,还是装聋作哑,有意卖关子,竟不作回答,只转脸问魏振魁:“带着剉刀没有?” “带了。” 这时,翁曾桂想了一件事,向刘锡彤招招手说:“刘大老爷,请你一起来!” “是,是!”刘锡彤求之不得,急忙答应。 于是,王司官领头,王七捧着盛了尸骨的长盘,魏振魁搀扶顾良,跟在后面,后面还有一个步履蹒跚的人,就是刘锡彤。 堂上望见人影,亦复惊奇。“看样子,鉴定了!”袁葆恒赞叹着说,“到底姜是老的辣!” “只怕不尽然。”桑春荣表示怀疑,“如果是这么容易的事,又何至于惹出这么多的纠葛?且听他回复了再说。” 一行数众,上得堂去,翁曾桂躬身说道:“回六位大人的话,顾司务检验了死者的一块腮门骨,结果已经有了。” “噢,”桑春荣问道,“可有中毒的迹象?” “没有!”顾良朗声答说,“此人是病死的!” 此言一出,刘锡彤突然一哆嗦,神色大变,浑身越抖越厉害。林拱枢眼尖,赶紧指挥值堂的差役,将他扶住。 公案后面的六堂官,此时不由得身子都往前倾。桑春荣放下手里的鼻烟壶,先指一指托盘,方始问道: “从何见得?你说个道理看!” “是!”顾良向王七做个手势,示意将尸骨送上公案。 “骨头是黑的。” “是!”顾良答说,“表面发黑,是因为棺材里头石灰包摆得少了,潮气未净,长了霉斑。倘或中毒而死,骨头里外都是黑的。大人,这块骨头,外黑里白!” “里白?”袁葆恒的信心动摇了,将尸骨用两只指头夹住,就亮处照看了一下,不解地说,“怎么看得出来,里头是白的呢?” “大人当然看不出来。”顾良笑道,“如果看得出来,就用不着仵作了。大人如果不信,当场试验。” “对!”翁曾桂接口,“你试验给堂上看。” 顾良点点头,向魏振魁说:“你去剉开来给诸位大人看。” 魏振魁点点头,踏出来先朝上打个千,然后起身走到公案前面,一只手拿剉刀,一只手拿尸骨。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,但双手却微微发抖,因为心里紧张,万一剉去表面,里头也是黑的,那就不知道师父怎样才能下得了公堂? 就在这心神不定之际,突然想到,师父说尸骨表面是受潮所生的霉斑,且先看看,这话可准? 魏振魁的眼力,虽不及他师父能够看透内部,表面的情况不能看不明白,而况已被提醒,更易明了。 定睛注视,果然不错,确是霉斑! 这一来,信心大增,手上也就很利落了。一刀剉下去,欣慰不已,只觉得剉面白得可爱!于是翻过那块腮门骨来,又是一剉刀,两面尽皆莹白,与未剉的部分对照,黑白分明,毫不含糊。 “大人请看!”魏振魁将尸骨放回盘中,双手捧起,得意地说。 由桑春荣开始,刑部六堂官递相传观,个个惊异欣慰,唯有刘锡彤的脸色,跟尸骨上的剉面一样的白。 “顾司务,你好眼力!好本事!不过,你肯不肯具一张结?”桑春荣说,“具结复检不误,确是病死。” “是!是!这是公事上一定的规矩。”顾良答说,“照规矩,仍旧要节节检验,填具尸格,以魏振魁动手,顾良具结就是!” “好!”桑春荣突然提高了声音喊一声,“刘大老爷!” “是!是!”刘锡彤张皇失措地,“卑职在。” “刘大老爷,刚才顾司务的话,你总听见了?” “是!听见了。” “上谕派你跟同检验,你把这块骨头仔细看一看。”说着,桑春荣将托盘往前一推。 这是自己祸福所系,刘锡彤当然要看个明白。从腰里挂着的眼镜袋中,取出一副铜脚玳瑁杠的老花眼镜戴好,取起尸骨,仔细检查。 “这里面,也不能说全是白的,有点发黄。” “不管发黄发白,反正不是发黑,表里不一,是不是?” 刘锡彤很吃力地答一声:“是!” “不是发黑,就不是中毒而死,是不是?” “那,那要看《洗冤录》。” 这一下恼了袁葆恒,“白公请看,”他向桑春荣说,“到此地步,他还不肯认错!我看非参不可了!” 桑春荣点点头,对堂下直呼其名了:“刘锡彤,你早肯看一看《洗冤录》,又何至于搞出这么一个大乱子!这里没有你的事了,你下去听参吧!” 刘锡彤到得此时,才知一着错,满盘输!勉强答一声:“是!”一步重似一步地退了下去。 其时外面已经得到消息,只听一片“嗡嗡”的声音,都是以兴奋惊异的神色,在小声议论,有的觉得不可思议,有的夸奖顾良的本领,有的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庆幸,有的大骂刘锡彤,有的歌颂朝廷圣明,有的赞扬刑部官员,而一致关切的,则是此案作何结束? 就这样议论纷纷,秩序有不能维持之势,不得不嘱咐大兴、宛平两县派来的差役,上紧弹压。先是大声呼喝:“别出声!别出声!”继之以用长长的皮鞭,向出声的人头上挥了下去。不消三五下,顿时又肃静无声了。 这时已经下午三点钟,冬日昼短,天黑在即,要赶快结束退堂。这天重在检验,但虽有结果,还有道手续要办,除了顾良以外,顺天府属所有的仵作,以及一干人证,包括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以及杨、葛两家亲属在内,均须一一询明,对检验的结果“骨白无毒”,有无异议。 谁也不会有异议,连沈祥亦俯首无言。既无异议,便也要具结。等这些手续办完,宣布退堂,暮色已现,刑部六堂官先套车回家,留下司官,收拾残局,直到天色黑透,方始竣事。 “总算有了结果!”累得精疲力竭的刚毅说,“这一下,可以轻松几天了。” “不然!”翁曾桂拦他的兴头,“检验虽有结果,棘手之事,方兴未艾。” “怎么呢?”刚毅愕然。 “你想,这一案要牵连多少人?” “我知道。”刚毅答说,“咱们按律拟罪,不管巡抚、学政,公事公办!” “好吧,子良兄,你试试看。” 刚毅听得翁曾桂的话,不免有点赌气。第二天很早就上衙门,拟了一个奏稿,约齐翁曾桂与林拱枢,抱牍上堂,要求判刑。 桑春荣看这个奏稿,除了说明检验经过以外,奏请之事:第一,刘锡彤革职;第二,杭州府知府及所有被委复审的官员,解任听勘;第三,请旨饬浙江巡抚杨昌濬及浙江学政胡瑞澜,何以未能审明真相。 看完奏稿,桑春荣大摇其头。“不必这样子大张旗鼓!”他说,“刘锡彤革职是应该的,其余的不必牵涉太多。” “大人!”刚毅抗声说道,“昨天的情形,大人看得很清楚吧?此案朝廷威信所关,本部观瞻所系,非比等闲,应该切切实实办一办。” “切实不错,孟浪不可。你们三位,”桑春荣把奏稿递了过来,“请照我的意思,重新拟稿。” 刚毅还想再争,翁曾桂拉了他一把,示意他不必多说。回到司里,这样劝他:“子良兄,事缓则圆。 上头既然承认应该办得切实,咱们一步一步走,不更切实吗?” “好!一步一步走着瞧!”刚毅也想通了。 于是重新拟好奏稿,只请革刘锡彤的职。奏折一上,立刻便有上谕:“刑部奏,承审要案,复验明确一折,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,该县原验葛品莲尸身系属服毒殒命,现经该部复验,委系无毒因病身死。所有相验不属之余杭县知县刘锡彤,即行革职。” 对于案情本身亦有指示:“着刑部提集案证,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莲何病致死,葛毕氏因何诬认各节,按律定拟具奏。” 这道上谕传播得很快,也很广,连监狱中都知道了。陈湖一看刘锡彤革职,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,不过刚刚开始。这一夜忧急交加,口吐狂血。等郭长清得报,请了医生来诊治,已是第二天早晨的事。陈湖奄奄一息,六脉将脱,延到中午,终于病毙在狱中了。 “案子快点结吧!”翁曾桂说,“上谕所指示的三点,葛品莲是时疫致死,葛毕氏畏刑诬认,情节都很显然。至于说刘锡彤一上来就有故意将葛品莲勘验为中毒而死的情弊,亦不见得。我想我们亦不必再提堂,就照上谕,‘按律定拟’,中途有疑问,临时再提人出来问一问好了。” “这样好!”林拱枢表示同意,“我想,既然验得葛品莲不是中毒而死,则爱仁堂卖砒之说,完全不确,钱姚氏与杨小桥毫无干系,应该通知他们,不必再听候传讯。” 这是很合理的看法,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对。谁知偏偏就有刑部尚书皂保,独持异议。“还不能这么办!” 他说,“说不定还要传唤到堂。” “还要传唤到堂?”刚毅的性情率直躁急,立刻便问,“大人的意思,砒毒这一节,还要再查究?” 这意思等于在质问,皂保是不是要替刘锡彤翻案,但事实上已有传说,宝鋆将皂保请到家,以刘锡彤重重相托,如今看来信而有征。但将刘锡彤的罪名,设法拟轻些,可以办得到;如果再来一个反复,仍要咬定葛品莲死于砒霜,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幻想!因此,刚毅便这样锋利地一问。 皂保当然不便公然承认,同时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刘锡彤翻案,只是本性庸愚,既无见事通明之才,亦无巧为敷衍之术,只觉得把爱仁堂的那两个人羁留着,就好像刘锡彤有指望似的。因此,他含含糊糊地说:“再看看,再看看!反正案子不也快结了吗?” “结案可没有那么快!”袁葆恒忍不住开口,“今天腊月十七,转眼就封印了!过了年,总得过了元宵才能动手。这件案子很复杂,覆奏是一通‘万言书’,斟酌尽善,缮正呈递,是二月里的事了。” “是!”刚毅不自觉地称颂,“袁大人真明白!” “提到过年,咱们倒真应该体谅人家。除了情罪重大,确凿无疑者以外,一干不相干的人证,或者情罪轻微的,都不妨具结或者交保暂行释放,好让各人去投奔亲友过年。” 这比司官所要求的更多,而皂保反倒默默无言。这一下,三司官把他料透了,原是个无用的人,只要据理力争,不怕他不听。 “我看就这样吧!”袁葆恒径自做了决定,“你们只管去办,白公那里有我!” 这个举措,当然普遍博得好评,而刑部官员吏役,在“与有荣焉”的感受之下,走出去也神气得多了! 不论到哪里,问起来是在刑部当差,立刻就会令人肃然起敬。只是桑春荣与皂保,却颇为不安,一个是怕牵涉到杨昌濬,一个是怕刘锡彤判刑太重,在宝鋆面前不好交代。 尤其是桑春荣。他在本案中,始终是主持的长官,好话虽听得很多,责备却也不少。最使人难堪的是,丁宝桢公然斥责。 丁宝桢是山东巡抚,本人固然清廉能干,是个好官,但享大名的一件事是,杀了慈禧太后所宠信而违反祖制、私自出京的太监安德海。照情理说,慈禧太后应该恨他,然而不然,因为丁宝桢奉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后所下的密旨,将安德海在济南正法以后,特地曝尸,让百姓晓然于安德海是个没有“那活儿”的真太监,因而得以洗刷了宫闱中无可究诘的一些谣言,使得慈禧太后大为赏识。所以当慈禧太后母家的恩人,四川总督吴棠病故出缺,立即降旨,以丁宝桢调升。 督抚调动,照例要请旨“陛见”,以便“请训”。丁宝桢到京之时,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,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,深表不满,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。此时得知复验结果,便越发生气了! “这简直是胡闹!”他在朝房里,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:“人已经死了三年啰,毒早消了,骨头自然发白。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?” 丁宝桢这么说,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。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,群起而和,因为这一案中,杨昌濬是湖南人,而胡瑞澜原籍湖北,两湖大同乡,正找不出法子救杨、胡二人,听得丁宝桢的议论,自是深中下怀,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。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,不免着急。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,想作个解释,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,盛气说道:“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!白公,你真糊涂!时局不靖,督抚非有生杀之权,不足以镇抚地方。已经定谳的案子,到了刑部,全盘推翻,将来外官做不得了!” 这一下,桑春荣才知道,此案平反,得罪了所有的督抚,越发恐惧。回到部里,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:“这一案,旨在平反冤狱,杨乃武、葛毕氏既已昭雪,就适可而止吧!” 翁曾桂、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,刚毅却率直地问道:“请大人的示,何谓适可而止?” “意思是,不必牵涉太多。” “是!”刚毅答说,“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,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!” 杨昌濬、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?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。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,力主依律定拟罪名,不须有任何顾忌。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:这一案,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,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,已经牵涉到大局了!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。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。这种争执,如果不设法化解,就会像明朝末年,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,可以导致亡国之祸。 再是内外之争。从平定洪杨以来,督抚的威权日重,颇有尾大不掉之势。因此,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,督抚应该抑制。这本是既定的主张,做得也很顺利,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,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。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,他跟丁宝桢是同年,交情一向很好。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,李鸿章特遣专差,迎接到天津,盘桓了好几天。谈到做督抚的甘苦,必然会议论此案,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。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,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。 这一来,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,有些不安了。因为督抚权重,则小民往往受苦,李鸿章声威赫赫,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,令出如山,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。所以籍隶安丘,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,拟了一个奏折,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。 他所以这样做,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,赓续再上,会使人怀疑,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;第二,王昕是苏州人,现任江南道御史,由他出面,多少可以表示,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,是直隶言官的公意,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。 这道奏折,开宗明义就指出:“臣愚,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,纪纲乃取下之大权,我皇上明罚敕法,所以反复求者,正欲伸大法于天下,垂炯戒于将来,不止为葛毕氏一案,雪冤理枉已也!” 接下来,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。他说:“伏查此案,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,钦派学臣复审于后,宜如何悉心研鞫,以副委任。万不料徇情枉法,罔上行私,颠倒是非,至于此极!现经刑部勘验,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,则其原定招供证据,尽属捏造,不问可知。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,罗织无辜,锻炼成狱,逼认凌迟重典,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,独不解杨昌濬、胡瑞澜身为大臣,迭奉严旨,何忍朋比而此也!”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,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,其实耸动听闻,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。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,道是:“胡瑞澜承审此案,严审逼供,唯恐翻异,已属乖谬;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,复敢枉易负气,刚愎怙终!谓‘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,无关罪名出入,并请饬下各省,著为律令’,是明知此案,尽属子虚,饰词狡辩,淆惑圣听,其心尤不可问!”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,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。他说:“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,竟公然斥言:‘应以正犯确供为凭,纷纷提解,徒滋拖累!’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,我皇上不应允准。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?”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,还有进一步的解释,措辞严厉而尖刻,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:“臣揆胡瑞澜、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,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,皇上冲龄践阼,太平未及亲裁,所以藐法人君,肆无忌惮。此其罪名,岂比寻常案情,专就故入、误入、已决、未决、比例轻重也!” 这是说,胡、杨二人的罪名,已超越司法,而有欺侮“孤儿寡妇”之嫌,换句话说,便是有“不臣之心”,这样的措辞,不独胡瑞澜、杨昌濬吃不消,而且对丁宝桢、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,及帮胡、杨说话的人,亦有杜口的作用。尤其是各省督抚,谁要说胡瑞澜、杨昌濬做得不错,谁就是跟胡、杨一样,也是在欺侮“孤儿寡妇”。认真追究心迹,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。 下面再转回司法,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:“臣唯近年各省京控,从未见一案平反。该督抚明知其冤,犹以‘怀疑误控’奏结;又见钦差办理事件,往往化大为小,化小为无,积习瞻徇,牢不可破。” 但亦有例外,而例外别自有故:“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,该署督臣文格,始为回护,继而检举,设非此案在前,未必不始终欺罔。”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,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,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,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;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,京控获准,心存警惕,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,驳下来复审,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。这就是所谓:“设非此案在前,未必不始终欺罔!”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:“可见朝廷举动,自有风声;转移之机,正在今日。”这就是说,朝廷如果措置严峻,各省自会畏惧;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,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,不可以错过。 以下便是总结,陈明上奏的目的:“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,刑部自有定拟,朝廷必不稍事姑容。唯念案情如此支离,大员如此欺罔,若非将原审大吏,究出捏造真情,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!且恐此端一开,以后更无顾忌,大臣若有朋比之势,朝廷不无孤立之忧!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,明降谕者,将胡瑞澜、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,予以重惩,并饬部臣秉公严讯,按律定拟。” 这道固封的奏折,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,已是腊月二十六,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。大小衙门虽已封印,但清朝的家法,皇帝处理政务,无问寒暑,不问季节,哪怕大年初一,亦无例外;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,也是如此,在急景凋年之中,照常批阅奏折,召见军机。 东宫长于德,西宫优于才,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。不过,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,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。像王昕的奏折,当然属于大事,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,拿奏折念给她听。 念到“大臣倘有朋比之势,朝廷不无孤立之忧”时,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。商量结果,两个人的意见相同,都主张严办。 因此,第二天便有上谕:“御史王昕奏:大吏承审要案,任意瞻徇,请予严惩一折,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,原审巡抚杨昌濬,复审之学政胡瑞澜,瞻徇枉法,捏造供词,请旨严惩等语。人命重要,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,宜如何认真研鞫,以成信谳!各省似此案件甚多,全在听断之员,悉心研鞫,始得实情,岂可意存迁就,草菅人命?此案业经刑部复验,原讯供词,半属无凭。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? 着刑部彻底根究,以期水落石出,毋稍含混。杨昌濬、胡瑞澜等应得处分,俟刑部定案时,再降谕旨。” 这是一道“明发之谕”,人人可以看得到,有人称快,有人发愁。逗留在京,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,一看有此上谕,不免为杨昌濬担心,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,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,尽快送回浙江。 最快的途径,便是由天津上海轮,经上海到杭州。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。到了第二年——光绪三年的元宵,杨昌濬派了人来了。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,携带重礼,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